东西问丨郭中华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 - b体育平台

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其文化象征意义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。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副教授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，探讨了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如何促进了新疆（西域）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。

马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人与马之间紧密的关系是其重要特点。从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到唐诗宋词，再到元曲，马一直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。在文人笔下，马的意义已超越了交通工具本身，成为精神图腾、情感寄托、人生写照，以及连接个体与时代的文化符号。

郭中华指出，涉马边塞诗词是展现西域形象并促进其传播的重要途径。张骞出使西域后，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成为可能，涉马文学也因此与西域文化紧密联系。例如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记载了西域出产良马，汉武帝创作的《天马歌》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，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，这标志着中原文学开始将西域纳入其叙事体系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迁徙频繁，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持续不断。曹植的《白马篇》和张华的《壮士篇》等诗句，虽然泛泛而谈，但“大宛马”和“西北驰”等词语明确指向西域方向，暗示了对该地区的军事想象。

到了唐代，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顶峰。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安西、北庭都护府以及完善的驿传系统。更重要的是，岑参、高适、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，重塑了文人对该地区的地理认知。特别是岑参，他两次深入西域腹地，创作了大量以西域风物为题材的边塞诗，如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等，为后世树立了边塞书写的榜样。

唐代之后，涉马边塞诗词创作持续不断，包括宋代的汪元量、陆游，元代的耶律楚材、丘处机，明代的陈诚、吴伟业，以及清代的蒋平阶、纪昀等。在这些作品中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，也承载着作者对边疆的描绘和情感，更成为“帝国威德远播”的文学象征。诗人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，而西域的马种、乐舞和军事活动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，形成了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。通过这种文学书写，一个辽阔壮丽、风情独特的西域形象得以塑造并广泛传播。

其次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。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，龟兹乐、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、鼓角之声，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。唐代“十部乐”中有五部来自西域，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涉马文学更具表演性和仪式感，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的传播，甚至形成了长安“胡风”盛行的局面。

与此同时，中原文化艺术也随着士人前往西域而传入。尼雅、楼兰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简牍、文书和典籍，证明了汉语在西域的普及。魏晋以后，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。有记载称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”，岑参诗中亦提及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河藩王能汉语”。元代更是涌现出贯云石、萨都剌等一批文学修养极高的西域作家，并形成了高昌偰氏、高昌廉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，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繁荣。马的身影活跃在交通运输、生产贸易、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兴盛，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渊源深厚，马也贯穿于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和歌谣谚语中。

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，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郭中华指出，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不同时期、地域和民族中不断丰富和拓展，尤其是在马背民族中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。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，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。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的书写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。

在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，已超越单一族群，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，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、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。它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。